鱼目集

《一个青年人站在现实和梦的桥梁上》是穆旦诗《玫瑰之歌》的第一节副标题，突然想到它，是因为觉得和我最近看的两场话剧很切题，《恋爱的犀牛》、《我爱桃花》。

犀牛不折不扣是一个梦，一个沉沉的梦。

我也没办法相信，原来自己那么轻易的，就被打动了。哪怕它只是做为一种祭奠，只是做为一种怀念。

我掘坟挖墓，掏出被自己埋葬了的理想和坚持。它可能早就腐烂了。但就是在灯光缓缓地暗下去，就在如注的水倾泻而下，就在马路声嘶力竭着那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的时候，在奢侈的有限的时间内，一切都回光返照。我看见自己理想的白骨又一点点的丰润起来，生出血色出来，向我微笑。恍然发觉，原来我也有过这样的理想啊！（别告诉我你没有），原来我也有过啊！也有过啊！我是轻易得被自己感动了。所以，所有的偏执、歇斯底里、理想主义、避世、卑微都被接受、理解并感同身受。

戏里说：“上天终究会厚待那些勇敢，坚强，多情的人，只要你的梦想足够强大。”廖一梅谈到犀牛的时候有过这样的言语：“剧中人有具体的情境、具体职业和具体的个人遭遇，但这些都不具有实际意义。我希望看过戏的观众，能感到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些东西是值得坚持，可以坚持的。至于爱情的结局不是这个戏里所关心的。”

摘抄几段《恋爱的犀牛》台词，台词几乎撑起了这部戏绝大部分的天空

    爱一个不爱你的人，一个对你不感兴趣的人，一个登徒子，一个衰老到无力满足你的人，这样你可以更加清晰地感受爱情的重创，没有虚荣心的愉悦，没有安全感的满足，只有爱情，令人身心疼痛的爱情。――窒息你的自尊，抛弃通用的爱情准则，忘掉幸福的标准模式，剥掉这一层层使感官迟钝的世俗的老茧，赤裸裸的，脆弱柔软的，只剩下爱情了，要多疼有多疼，美丽得不可方物，改变天空的颜色，物体的形状，让每一次呼吸都带有质感，生命从此变得不同……（被删台词） 

    明明,我想给你一切,可我一无所有.我想为你放弃一切,可我又没有什么可以放弃.钱,.地位,荣耀,我仅有的那一点点自尊没有这些东西的装点也就不值一提.如果是中世纪,我可以去做一个骑士,把你的名字写在每一座被征服的城池.如果在沙漠中,我会流尽最后一滴鲜血去滋润你干裂的嘴唇.如果我是天文学家,有一颗星星会叫做明明;如果我是诗人,所有的声音都只为你歌唱;如果我是法官,你的好恶就是我最高的法则;如果我是神父,再没有比你更好的天堂;如果我是哨兵,你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的口令;如果我是西楚霸王,我会带着你临阵脱逃任由人们耻笑;如果我是杀人如麻的强盗,他们会乞求你来让我俯首贴耳,可我什么也不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像我这样普通的人,我能为你做什么呢?

    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一眼望去满街都是美女，高楼和街道也变幻了通常的形状，像在电影里……你就站在楼梯的拐角,带着某种清香的味道,有点湿乎乎的,奇怪的气息,擦身而过的时候,才知道你在哭.事情就在那时候发生了,我怎样才能让你明白我如何爱你?我默默忍受, 饮泣而眠?我高声喊叫,声嘶力竭?我对着镜子痛骂自己?我冲进你的办公室把你推倒在地?我上大学,我读博士,当一个作家?我为你自暴自弃,从此被人怜悯? 我走入精神病院,我爱你爱崩溃了?爱疯了?还是我在你窗下自杀?明明,告诉我该怎么办?你是聪明的,灵巧的,伶牙俐齿的,愚不可及的,我心爱的,我的明明…… 

     明明：我要走了,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马路：去哪?
     明明：上天会厚待那些勇敢的，坚强的，多情的人．
     马路：你要去找那个人？
     明明：也有很多次我想放弃了．但是它在我身体的某个地方留下了疼痛的感觉，一想到它会永远在那儿隐隐作痛，一想到以后我看待一切的目光都会因为那一点疼痛而变得了无生气，我就怕了，爱他，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事情。 

    相信我,上天会厚待那些勇敢的,坚强的,多情的人,如果你们爱什么东西,渴望什么东西,相信我,你就去爱吧,去渴望吧,只要你有足够强大的愿望,你就是不可战胜的!明明,我要给你幸福!谁都没有见过的幸福! 

    马路:所有的气味都消失了,口香糖的柠檬味,她身上的复印机味.钱包的皮子味,我的鼻子已经闻不到任何东西.我开始怀疑自己,怀疑我对她的爱情, 怀疑一切……什么东西能让我确定我还是我?什么东西让我确定我还活着?这已经不是爱不爱的问题,而是一种较量,不是我和她的较量,而是我和所有一切的较量.我曾经一事无成这并不重要,但是这一次我认了输,我低头耷脑地顺从了,我就将永远对生活妥协下去,做个你们眼中的正常人,从生活中攫取一点简单易得的东西,在阴影下苟且作乐,这些对我毫无意义,我宁愿什么也不要. 

    马路：我不会离开你,也不会让你离开我. 

《我爱桃花》简直就是把你从犀牛的梦里摇醒（其实我早就醒了），这是一个物质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情感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知识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聪明理智的时代,这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时代。不管你要的是巾帻还是刀，生活的本质殊途同归，我们无可避免地走在这条路上，得过且过是共同的归宿。人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都能在情感和实利之间找到一个明智的平衡支点，避免落到一个自己痛苦，别人耻笑的境地。所以剧终时张妻脸上的宿命的表情，每个人都经不住一声叹息吧。

   其实说白了，这两出戏一个坚持、一个妥协，一个理想、一个现实。但愿大家都懂，该何去何从。

                                      ——穆旦 《玫瑰之歌》

没有一个题目会比这个更让我词穷的。

无论是形形色色的专业作家、娱记乐评、芸芸粉丝、文青写手、描绘过了，讴歌过了，总结过了，抒情过了，神话过了。我自知文笔笨拙，我已经再也想不起一个恰当的意象，一个精巧的比喻，一个尚未发现的细节，一份特殊的经历情感。连眉毛都被歌颂过了，我还能怎样？

我一直想要论证喜欢她是一种必然。我用我所有的审美标准去审视她，天衣无缝，连两腮的线条都是我要的弧度。我沉溺此道，乐此不疲，以此证明我们有着天命的缘分，不容错过。

其实究竟是因为我的审美才喜欢她，还是因为喜欢她才培养了我的审美，我也很怀疑。后来得他人提点，发现即使是偶然也是美, 你一把抓住了稍纵即逝的人事，甚至更美。

一个人中了邪躺在河底，眼看潺潺流水，粼粼波光，落叶，浮木，空玻璃瓶，一样一样从身上流过去。这应当是普鲁斯特的似水流年吧。我的似水流年里有什么，是我半夜去音像店撕下的海报，是我每一个冬天的蠢动，是我被随身听绞坏的卡带，是我用林夕歌词做引言的每一篇周记，是翻秦岭越高原绵延不绝的铁路。

我现在只是在叙旧，而你便是我的故人，你不知觉地成为很多人的故人。我们隔河相忘，彼此见证岁月和眉目变迁，那条河啊，茫茫地来，又茫茫地去，两头都断在天涯，仅是一个路过而已。

张爱玲刻薄地说“女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我没有要神话你的意思，我只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一个，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把真心拿出来给人家看，纵然能够拿出来，人家也看不明白，那么，我们都不必多费唇舌。

你不较量了，既然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便索性活在与社会太相悬隔的时空里。尽管我认为生活的真实性都值得怀疑，无论高低与世俗与否。隐隐的闲言一样会让我惴惴不安，但我固执且一厢情愿地相信，相信你总归是高人一等，站在上方洞察一切，拈花微笑。我希望我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甚至于简直无聊透顶了，我只是真的，真的，这么希望着。

美丽的呓语说的太久，最后把自己说醒了。而我最终将把自己暴露在密密的人群中。离开的三年足够这梦醒了无端的哭泣和绵绵的回忆。

我讨厌“人生因为有美，所以最后一定是悲剧”这种调调，怎么样，我就是喜欢俗不可耐的happy ending.。

桃花潭水，故人千里，

何时重与联襟？

愿化春波送君来去，

天涯海角相寻。

       ——庐隐《海滨故人》

转贴：20分钟搞定当代文学史
一定要看，大牛师兄的学术娱乐化代表作

说明：本讲义既不准确，又不全面。凭借的底本是号称“当代文学之父”洪子诚爷爷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立场偏右。若是左派老师出题，知道发生过什么事就成，具体评价再议。所有没有出现其中的知识点，其所以被忽略，很大的原因就是：考试基本不考。

当代文学是1949年以后直到现在的文学，是越学越长的文学，是老不死的文学。7月2号到19号开了个第一次文代会，全国文学中老年济济一堂，大会把7年前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定为文艺总方向，这下子全国都延安了。此外还成立了文联和作协，作家们都是有人管的人了，都是有归属感的人了！也就都是快倒霉的人了。

全中国都延安，原来不延安的一时不大适应，不大习惯，于是就要由组织上出面说服教育，要改造，当然也有人叫批评或批判。先倒霉的是《武训传》，这部电影讲了个乞丐讨钱办学校的故事，由于其中心思想是一个人如何不劳而获结果发家致富奔了小康还宣传反动思想，毛主席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就成了新中国第一部禁片，不黄不暴力，就是反动。当事人纷纷写检查，包括郭沫若，可见当时文艺界的思想混乱到了什么程度！

没过多久，萧也牧发表了《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前者讲述了一个工农出身的干部如何被一个小资知识分子以城市为后盾成功改造了的故事，后者讲述了一个男青年如何为了谈恋爱才追求进步的故事，群众很不满，著名文艺理论家冯雪峰伪装成读者李定中，说这是玩弄劳动人民的态度，是低级趣味！丁玲说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倾向，还有一大批陪绑的一起遭到批评。萧也牧写检查，表示“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当不了作家，当了编辑，后来帮助出版了《红旗谱》。

又没过多久，李希凡和蓝翎发表文章，批评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分析不够现实主义，冯雪峰没拿两个大学生当回事。毛主席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冯雪峰就当不了编辑了，只好搞搞理论。其实俞平伯没怎么样，真正倒霉的有两个：一个是胡适，赔了个儿子；一个是胡风，以为自己发飙的时候到了，结果座谈会开到后来就不批俞平伯和胡适了，改批胡风了。两个姓胡的，叫风的给叫适的当了接班人。

说到胡风，他和周扬一直就不对付。后者说前者是汉奸，前者说后者是混蛋，两个人骂来骂去，最后打到了毛主席那里。胡风一口气写了三十万字，到处都是谁谁谁是个混混，哪哪哪有把刀子，毛主席看得很郁闷。后来胡风有个叫舒芜的战友叛变了，把私人信件公开了，这要是在BBS是会被杀档的，不过那时候技术没那么先进，结果舒芜成了模范。毛主席一看气坏了，一帮人搞在一起，还骂我是“老头子”，早晚要出事，干脆还是关起来好了。其实按胡风的意思，要是他掌了权，一样要把周扬关起来，反正是两虎相争，必有一伤。

周扬搞掉了胡风，又开始搞丁玲。丁玲这个人也是飞扬跋扈，当初她的《太阳照着三个和尚》——哦不对，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被周扬压着不让出版。后来书出版了，还获了奖，她就到周扬跟前显白。正好周扬刚死了儿子，丁玲就说：哎呀你看你看，我的书也出了，你的儿子也死了。就算是安慰，这嘴也够欠的。结果她也倒了霉，成了反党小集团，跟她一块儿倒霉的还有陈企霞和冯雪峰，冯雪峰这回连理论都搞不了了。

这样搞来搞去，搞得大家都很紧张。毛主席一看这样不好，就说我们来双百吧，文艺上百花齐放，科技上百家争鸣，大家有话还是说出来嘛，不要怕。这下子好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胆大的什么都敢说，连工农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都说出来了，结果毛主席很郁闷，写了篇文章，叫作《事情正在起变化》，后来又写了一篇，叫作《这是为什么？》。胆小的哆哆嗦嗦不敢说话，胆大的热情地鼓励说：说吧，说吧，天下是我们的！胆小的刚说一两句，结果“反右”开始了，大家都成了右派。所以不是毛主席搞阳谋，分明是胆大的搞阴谋，死了也有垫背的。当然，也有没说话就倒霉的，那是因为他上厕所没挑好时候。

反右完了又消停了。毛主席一看，文学中老年不说话了，那就让劳动人民说话吧，他们胆子大，说的话也不反动，于是就大跃进了。农村出了个王老九，知识分子这边郭沫若不甘示弱，写了个《百花齐放》，一百首诗，每首写一种花。郭老就因为写了这本集子，简历上又多了一条：园艺学家。当然，郭老懂的是很多的，我们可以叫他博物学家，就跟现在的百度差不多，啥都知道，啥都不准确。结果劳动人民一部分进城当了工人，一部分写诗成了王老九，还有一部分要干三部分人的活还得干得大跃进，后来中国就自然灾害了。这时候政策放松了点，知识分子开始出来写散文了，那些王老九们也就不再写诗，又回去种地了。情况就好了点。再然后就文革了。

文革的时候倒霉了很多文学中老年，很多知识分子，连周扬这种连战连捷的PK王都不行了。林彪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搞了十年，搞出了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平均起来一年还不到一个。一帮文学青年不会在地上演戏，只好在地下写诗，像食指、芒克、多多什么的，写“太阳像一个淫荡的新娘”，很黄很暴力，到了八十年代，就变成很文学了。还有三部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波动》，由于比起诗来不能引人联想，所以就不够黄不够暴力，以后当然也就不够文学。写《波动》的赵振开后来改名北岛，写诗去了。现在他好像又写小说，因为现在的小说比诗更黄更暴力，也就更文学。

文革以前那段时间文学史上叫十七年，有那么几部作品比较重要。长篇小说方面：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就是《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重要的里面还有更重要的：《红旗谱》说一帮农民想跟地主对着干而不得，这个时候来了个共、产、党，说：要暴力！农民们恍然大悟，于是开始打砸抢；《创业史》讲一帮农民不想跟地主对着干，这个时候出了个进步青年，说：要对着干！农民们没大明白，于是被说服教育；《林海雪原》讲一帮解放军想跟土匪对着干，因为解放军里啥人都有，土匪里面啥人都没有，于是就干成了；《青春之歌》讲一个女大学生想跟男朋友想怎么干怎么干，父母找的她觉得不靠谱，别人找上门来的她后来觉得不靠谱，她找的靠谱的结果牺牲了，最后她和一个***互相找，然后就成了。短篇小说出了个赵树理，把小说当曲艺写，写得农民很爱看，还能解决问题，后来解决不了问题了，小说写得再像曲艺也没用了。散文方面有杨朔秦牧刘白羽，刘白羽是个政论家，秦牧是个科普家，杨朔是个联想家。戏剧方面老舍写了个茶馆，现在还在演，就是把本子改了，一直没演全。诗歌方面有写个人的郭小川和写集体的贺敬之。郭小川在即将平反的前夜在蚊帐里抽烟，把自己给烧死了，贺敬之原来跟胡风混，一直不被赏识，后来找到了归属感，就比胡风混得好了。胡风那拨人叫“七月派”，诗不如“九叶派”好看，“九叶派”打头的是穆旦，这个人死于心脏病，诱发心脏病的原因是骨折，很像他写的诗的风格，真现代主义呀。

文革以后的文学叫新时期文学，严格地说到1989就完了，1989以后叫“后新时期”文学，“新”用完了，只能用“后”，这个“后新时期”是一帮教授吃饱喝足以后苦思冥想琢磨出来的。“新时期”文学就是打倒了四人帮，又请走了华主席之后，邓小平上台以后没怎么搞搞出来的文学。

“新时期”文学有这么一条线：伤痕—反思—寻根—先锋/新写实，概括起来说，就是反思文革—反思十七年+文革—反思中国传统+十七年+文革—纯文学不反思；到了“后新时期”，就成了市场经济不文学更不反思。跟这条负线相对的还有条正线，就是改革—知青。

先说负线。伤痕文学重点是两篇：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前者是伤痕文学命名的直接来源，但凡这种命名，都是一上来当贬义用，后来就成正经名字了，后来的“朦胧诗”，外国的“印象派”，都是这样，这说明想要出头就得脸皮厚，得把骂街当绰号才行。刘心武还有一篇作品叫《醒来吧，弟弟！》那个时候他还很年轻，还是哥哥，现在只能算爷爷，研究比他还爷爷的《红楼梦》。

反思文学就是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李顺大就是新社会的祥子，后者想买车，前者想盖房，到最后都没能搞成。高晓声创作的更重要的形象是陈奂生，这个漏斗户主后来出了国，还坐了飞机。还有个张贤亮，就爱探讨灵肉冲突，写了篇《绿化树》，主人公看着《资本论》就像看见粮食一样。他后来与时俱进，搞了文化公司，还搞了铁凝，一下跃进到“后新时期”市场经济不文学更不反思的阶段。其实他之前写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这样，里面净是“今夜陪你干个痛快”，“一晚上干了五次”，和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遥相呼应。

韩少功写了《爸爸爸》《女女女》，在两个辈分之间显得游刃有余。阿城写了《棋王》《树王》《孩子王》，除这三王以外还写了《遍地风流》，《遍地风流》每段都很短，不是阿城决定的，是阿城的写作工具决定的，他是把烟盒拆开以后写的，想写长也没有地方。还有个李杭育写葛川江，就爱写“最后一个”，像《最后一个渔佬》，后来一文多发，被封杀了，等到解禁以后，由于不能像张贤亮一样与时俱进，发了也没人看，于是也成了“最后一个”。最近他因为打人被罚款判刑，某种意义上成了“第一个”，算是翻了身，扬眉吐气。

先锋文学前头还有个现代派文学，说来说去也只有两篇：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告诉我们大学生都是疯子；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告诉我们不仅大学生，连拾破烂的都是疯子。关于现代派的讨论分三个阶段：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现代派—中国的现代派是学习西方的现代派—中国的现代派是假的现代派。先锋文学要提这么七个人：马原的《虚构》，讲一个汉人跑到藏区跟麻风病人乱搞，写到写不下去的时候突然跳出来说：其实我这都是编的，我把材料给你们看，你们都被我骗了吧，哈哈哈哈哈。这就是所谓的不关心“写什么”，而关心“怎么写”；洪峰的《奔丧》写一个没心没肺的儿子，和加缪《局外人》有点像，先锋文学老爱拿父子关系说事，老爱拿自己当儿子，跟爸爸撒娇；残雪有点像卡夫卡，把一些恶心的意象拼到一起，代表作《山上的小屋》；苏童的风格作品就像他的作品《罂粟之家》，弥散着一股颓败、浮糜的抒情气氛；格非学博尔赫斯，特别喜欢棋和镜子，他的《褐色鸟群》号称是中国最难的小说，当然我们也可以粗劣地解释成一个记性不好的人和几个长得像的人的故事，他喜欢在事情到了最关键的时候跳过不写，留个空缺，以《迷舟》为代表，现在格非当了清华中文系教授，不学西方了，改学中国传统了，写出来的东西就连习作都不如；余华的特征是冷酷到底，看着一家人自相残杀他可开心了，后来他变温情了，写的东西就越来越一般，卖得也越来越好；孙甘露写的小说都不像小说，人称“反小说”，像什么《信使之函》《请女人猜谜》，不但读信的人读不懂，女人猜不出，不读信的男人也搞不懂他要说什么。

先锋屁股后头有个新写实，是《钟山》杂志一手搞出来的，其实无非就是一些庸常的生活流。“新”字用完了，不知道再出花活，是不是又该有什么“后新写实”，还请我们的教授赶紧再去吃饱喝足然后冥思苦想吧。池莉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喊快感的，她的代表作用一句话说，就是《烦恼人生》因为《太阳出世》所以《不谈爱情》。方方有篇《风景》，除此以外好像没什么好说的，她不是“一本书作家”，她是“一篇文章作家”。刘震云的《一地鸡毛》，题目跟新写实完全相符，写来写去也都是《官场》《单位》那点破事，后来他写了《手机》，和崔永元的关系很不好，前两天又改名了，《我叫刘跃进》。

再说正线。改革文学张扬的是现代化，知青文学张扬的是上山下乡真伟大。前者有个蒋子龙，虽然姓很反动，作品不反动，描写了一个重返工作岗位的老厂长如何既抓生产又抓爱情的故事。后者有个梁晓声，跟高晓声不是一回事，那个高晓声跟高晓松也不是一回事，大家千万不要弄混。梁晓声的代表作就是《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讲一群知青如何征服一片大沼泽，征服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不管不顾地死人，《今夜有暴风雪》也是，热爱进步的好青年被活活冻死了，看到这里，我们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豪情油然而生。知青文学还有个张承志，他是“红卫兵”一词的首创者，一方面感念蒙古人民的博爱与伟大，写了《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一方面感念大河涛涛，写了《北方的河》，比梁晓声还理想主义。现在梁晓声跑到北京语言大学当教授去了，张承志还在追逐理想跑啊跑。

还有几个作家很难归类。王安忆的特点就是每次文学思潮都赶不上引领风气之先，可总能搭上末班车，像《小鲍庄》之于寻根文学就是这样。她更有名的是写性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还有《长恨歌》，电影拍得比小说还糟糕。莫言学马尔克斯，语词像恐怖主义自杀性袭击的炸弹一样随处爆炸，有时像是胡说八道，比如《生死疲劳》里驴啊猪啊不停转世什么的，也有人说这就是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可以算是知青文学，不过他的腿有残疾，不大好出门体验生活，于是就在屋里冥想，写的东西也越来越玄。像《命若琴弦》，写一个老瞎子弹断1000根琴弦，发现还没有复明，就跟小瞎子说：要弹断1200根！要是后来还有个小小瞎子，大概要弹断1400根……所以这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复习等差数列。不过……要是瞎子日后无穷多，那他岂不光顾着弹琴，没工夫吃饭睡觉和讨饭吃了么？当然，不管怎么说，援引张颐武老师的说法，史铁生在残疾文学领域还是头把交椅，和张海迪合称双璧。还有个贾平凹，乡下文人自恋气息很浓，据说当时他把退的稿都贴在墙上，发誓一定要写出个人样来，后来就写出了《废都》这样的不朽名著，然后很快被禁掉，全便宜了盗版书商。比起贾平凹来，路遥就要老实得多，他的《平凡的世界》三部比《废都》还要不朽，就是没有人看，结果穷死了。最后说说王蒙，新时期以前他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让秦兆阳改成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他很不满意，然后就被批判了。新时期以后他成了“重放的鲜花”，写了《XX的季节》这样索然无味的东西，《当代》最后都不发了，怕读者提抗议。他的“发明”是把西方的意识流加上逻辑，变成所谓“东方意识流”，像什么《蝴蝶》啊、《夜的眼》啊、《春之声》啊，都是。后来王蒙改玩幽默，开出了像《球星奇遇记》这样的奇葩，王氏幽默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大好笑。他最重要的作品是《活动变人形》，大家要记住有个主人公叫倪吾诚。稍带脚提一句陈忠实的《白鹿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扔硬币，扔来扔去，还是村里的刘备和诸葛亮说了算。

小说之外谈谈诗，主要是新诗潮和后新诗潮。“新”指的是舒婷、顾城和北岛，一个写老水车与老橡树，一个写童话写得杀妻自杀，一个写墓志铭和我不相信。起先别人看不懂，只有三个人说好：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谢冕是洪子诚的师兄，可以说是“当代文学之伯”，他在转书摊的时候发现了《今天》，特别激动，大力推荐。说好的三个人分别写了文章，都有“崛起”二字，史称“三个崛起”。中央很生气，后果很不严重，孙绍振和徐敬亚好歹还写了篇检查，谢冕坚持不认错。伯伯就是不一样，能扼住命运的咽喉，现在多牛啊，到处吃饭检验饭菜性价比。北岛他们出名没多久，就有一帮文学小青年叫嚣着“PASS 朦胧诗，打倒北岛”，像什么于坚、韩东之流，就冒出头来了。于坚、韩东是口语化写作，像韩东写大雁塔，有的人上去有的人下来，跟赵丽华阿姨烤馅饼差不多，只不过那时候没有网民，不会调侃“我也会写诗/因为/我会/用/回车/键”。根据崔永元的回忆，那个时候遍地都是诗人，他也不例外，只要看到他走在路上，眉头紧锁，一脸忧郁，那准是在构思一首新诗。

散文和戏剧没什么好说的。散文基本大家都会写，写了也没人看，除了余秋雨大师夹杂着常识错误的大文化散文以外，好像没有什么所谓的名家。戏剧有个孟京辉，只是看戏需要花钱买票，成本较高，《先锋戏剧档案》收录的东西又太少，远不能解渴，所以更像是种文化消费，谈不到研究层面上。

既不准确、又不全面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大致如此。20分钟的时间，足够看看我们这帮当代文学的研究生面对着一堆什么样的东西。可悲的是，正在发生的比起已经发生过的，更加惨不忍睹。幸好，我们还在坚忍地活着；面对我们，没有人可以随意言及轻生。

刘纯 2008年1月14日凌晨

 看这首Wyman的词，竟也少有的感动起来，不过，这未必不是因为今天晚上北京的雨，未必不是因为我抑郁的心情。总之我是感动了。这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这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那个小餐台，沙发，雪柜和两份红茶，流动着一些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东西。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原先恐怕也是不愿相信，临到自己披上婚纱那一霎那，竟也朦朦胧胧地以为自己会是破除魔咒的幸运儿，千回白转的，再回头看喜帖金箔字印着的那个人名。爱的人，没有一生一世，大概也不需要害怕，但恐怕，无论流光飞舞，依然会唏嘘不已吧。

Eric Kwok作曲 黄伟文 填词 
忘掉種過的花 重新的出發 放棄理想吧
別再看塵封的囍帖 你正在要搬家
築得起 人應該接受 都有日倒下
其實沒有一種安穩快樂 永遠也不差
就似這一區 曾經稱得上 美滿甲天下
但霎眼 全街的單位 快要住滿烏鴉
好景不會每日常在
天梯不可只往上爬
愛的人 沒有一生一世嗎
大概不需要害怕
忘掉愛過的他
當初的囍帖金箔印着那位他
裱起婚紗照那道牆
及一切美麗舊年華 明日同步拆下
忘掉有過的家
小餐枱、沙發、雪櫃及兩份紅茶
溫馨的光境不過借出 到期拿回嗎
等不到下一代 是嗎
忘掉砌過的沙
回憶的堡壘 刹那已倒下
面對這 墳起的荒土 你註定學會瀟灑
階磚不會拒絕磨蝕
窗花不可幽禁落霞
有感情 就會一生一世嗎
又再惋惜有用嗎
忘掉愛過的他
當初的囍帖金箔印着那位他
裱起婚紗照那道牆
及一切美麗舊年華 明日同步拆下
忘掉有過的家
小餐枱、沙發、雪櫃及兩份紅茶
溫馨的光境不過借出 到期拿回嗎
終須會時辰到 別怕
請放下手裡那鎖匙 好嗎

最初了解韩国的基督教大概是源于数年前的阿富汗人质事件，不过我对韩国基督徒的狂热倒是在最近一年有了充分的认识，入校一年，被拦路传教无数次，且以韩国人居多。苦于近日复被传教，闲来无事，略了解一二，深感自己埋首故纸，不知世事。略整理如下，大家普及：

和很多韩剧中所表现出的忠、孝、节、义这一典型儒教和佛教传统不一样的是，韩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基督教国家。

韩国引进的基督教, 包括新教和旧教有许多相关记录。18世纪末通过中国传到韩国的天主教, 并非传教士的传道所致, 而是韩国人自己主动地把基督教引进来, 这一事实非常令人感到惊讶。不仅如此, 天主教并未停滞于被引进时的水平, 而是几乎在亚洲唯一取得了成长壮大的成果。尤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 韩国的信徒数量剧增, 目前已经达到约300万人(据悉即使除去不够敬虔者, 实际信徒数量也已达到170万人)正因为信天主教的人数较多, 韩国的天主教在韩国社会的中心形成了很大的势力。而且信徒基于这些实力, 对韩国实现民主化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 能直接向军事独裁极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力量, 只包括信仰新教的基督教徒和学生。目前在亚洲国家中, 天主教在社会上能如此发挥威力的国家, 除了菲律宾只有韩国。

韩国的基督教, 单说天主教就已经有了惊人的记录, 而新教也有许多其他的世界记录, 说起来会令人咋舌。首先, 信徒的数量比天主教膨胀的速度更快, 1950年代初只不过几十万的人数, 到了1990年代信徒数量跳跃到700～800万人。因此, 如果把天主教加起来, 基督教是韩国最大的宗教。

下面简要解释韩国基督教发达的原因。引自崔俊植《从韩国宗教的现实及其透视镜观察到的韩国文化》《当代韩国》2006秋季号

基督教之所以能在韩国兴旺发达, 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韩国本土宗教的崩溃。从4世纪后叶至14世纪后叶, 大约1000年一直占据国教地位的佛教, 在其后的500年里受到一跃成为朝鲜统治理念的儒教的残酷迫害。代表性的迫害政策有: 把所有的寺庙搬到山上去, 不仅禁止僧侣进入首都, 还把僧侣的社会身份地位降至贱民。因此, 当韩国向西方开放门户时, 佛教已经远离社会主流, 在整合社会的理念方面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儒教也随着朝鲜朝的灭亡完全丧失了社会的活力。尤其日本在36 年的殖民统治时期(1910～1945) 始终阻碍韩国成立有独立感的宗教。在这个时期, 儒教行将毁灭, 佛教被日本佛教化后严重地削弱了其宗教机能。也就是说, 韩国的传统宗教都被共同化了。

在这种形势下, 基督教乘势进入并开始繁荣起来。基督教19世纪进入朝鲜半岛时，正逢时事艰难，教会以行医、办学等活动吸引了大批民众。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限制朝鲜人使用、学习本国语言，此时，基督教会通过开办宗教学校让人们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对延续民族文化、提升民族意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后来动荡的历史中，基督教会为许多难民提供帮助，在韩国人心目中博得了好感和信任。对自己的宗教传统感到失落的韩国人甫一接触基督教, 尽管其教理非常生硬, 还是作为自己新的价值观而迅速接受。尤其在1945年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统治中摆脱出来, 基督教所代表的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 成为韩国人所有价值的中心。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包括宗教信仰带给韩国巨大的影响。80年代末，韩国基督教会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民主抗议活动，无数教徒走上街头，其中包括后来成为韩国总统的金大中。抗议活动最终改变了韩国的政治体制，也大大助长了基督教在韩国的传播。

再说说韩国基督徒在中国的传教(详见豆瓣 韩国教会“地下”传教　挑动中国政府神经）

中国目前有1,500至2,000万“获确认的”信众，这一数字仍在不断上升之中。但由于存在众多数目无法统计的地下或家庭教会（通常在私人居所里进行宗教活动），中国的基督教徒数量并无一个确切的数字。不过，“世界基督徒数据库”估计，中国的基督徒人数高达1.11亿人。
　　韩国向世界各地派出的传教队伍，多达1.7万人，规模仅次于美国；目前，这些布道者中的很多人就在中国。对众多跨国企业而言，中国是个“钱”景无限的巨大市场；对基督教徒来说，中国则是上帝在21世纪显灵的地方。韩国基督徒更认为，中国将是“基督教全球布道的中心”。一位牧师说：“中国有多达10亿个消费者，也有多达10亿个迷失的灵魂。” 
　　在韩国，传教士对在中国布道的热忱很容易就能感受到。牧园大学（Mokwon university）研究生Kang Tae-kyu在其硕士论文中写道：“在不远的未来，中国将响应上帝的号召，从而变成向全球传教的前沿阵地。上帝爱中国，并为它准备了一个宏伟的计划。”

韩国的基督徒将自己称作“第二个以色列”，意指他们身怀著在21世纪向全球传达“福音”的重大使命，就像耶路撒冷在2000年前成为基督教的发源地一样。很多韩国人强烈认为，基督教为国家的物质与精神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因而感到有义务将这一“福音”传达给其它国家的民众。

但是，众所周知我国的宗教政策是永远都说不清楚的，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意会出各种解释。中国宗教自由的情况，很大程度上视乎各地方政府控制的松紧，以及当下的政治社会形势。中共主张无神论，但在宪法中“保证”公民享有信仰自由。不过，它仅允许依法登记的教会存在，也全面禁止传教活动。

　　韩国人在中国传教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活动太张扬，常引起中国政府的警觉。一些韩国传教人士被驱逐出境，其后5～7年内将不得再次进入中国。或关进监狱，罪名是企图向朝鲜难民传教，或帮助对方逃入韩国。 “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 Association）称，中国公安机关在2005年5月到2006年5月的一年里，逮捕了约1,960名地下教会的牧师。

温和的韩国宗教人士批评说，传教者们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目的地，往往缺乏对当地文化与宗教背景的理解与尊重。他们建议，要在中国布道，就应寻找一种开放的、合法的途径，切忌以身试法。

韩国，作为我国一个邻居，因为和我们同处于二战受害者的地位，常常被我们一厢情愿的放在同一个立场上。但显然人家是十万分之不愿意的。天涯看久了，恐怕是很难对韩国有好印象。很多时候韩国给人的印象是二流歌手想充天后，一幅盛气凌人的嘴脸。曾听一位韩语专业的同学大赞了韩国人的国民性民族性之强烈高蹈。但就是这一个民族性极强，强到让全民狂热，失去理性的民族，有时候我会觉得不寒而栗，堪于当年日本比肩。而近年来韩国对我国文化，尤其是在传统文化上的软侵略，更是不可枚举。我们国家的韬光养晦政策还是不要实施在文化政策上才好。宗教自由包括不信教的自由，不知道沿途冲上来就拽住我要跟我make freinds,告诉我我是罪人上帝爱我的人们是否侵犯了我的这一权利。

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中已经有了以下明确规定：
第十七条、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境内进行下列传教活动：……（二）在中国公民中发展宗教教徒；（四）未经批准在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处所讲经、讲道，进行宗教聚会活动；（五）在宗教活动临时地点举行有中国公民参加的宗教活动……

最后贴一孔老师的博文《原来我是身福中不知福》 ，以供娱乐。